夏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
今年10月30日是夏衍125周年诞辰。夏老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左翼戏剧、电影运动的开拓者，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。特别是全民族抗战开始，他先后主编过《救亡日报》《华商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，其间，还曾主编过重庆《新民报》副刊“西方夜谭”。他是《新民晚报》的老朋友、老领导，在《新民晚报》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，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。
捧新民报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夏衍从香港经桂林入川，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，认识了曹禺、张骏祥、吴祖光等文艺界进步人士。当时在重庆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《新民报》总经理陈铭德来找吴祖光，委托他去邀请在大后方文艺界、尤其是戏剧界负有重望的夏衍为重庆《新民报》主编一个副刊 “西方夜谭”。吴祖光找到夏衍转达了陈的想法，接着便同陈铭德一起去拜访了夏衍。
展开剩余90%夏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
为了尽可能占领一切宣传阵地，扩大争民主、争自由的影响，夏衍毫不犹疑地当即接受了陈铭德的要求。但是他又提出，由于自身的工作安排，只能做短期的编辑工作，不会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，这使陈铭德感到有些失望了。于是他们很快研究了一个新的方案，就是在夏衍离开之后，由吴祖光来接替 “西方夜谭” 的编辑任务。吴祖光当时认为自己干不了，原因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后来商定由他去做夏公的学徒，学会编报的技术，然后把 “西方夜谭” 接下来。吴祖光在重庆的住处，和夏公同在一个小山坡上，两三分钟便可走到。在那几个午后，吴祖光都是诚心诚意地坐在夏公的卧室兼会客室的小凳子上，看他怎样编报：选看来稿、画版面、看清样、补空白、做最后的校对…… 几天之后大致掌握了要领，一个多月以后就接编这个 “西方夜谭” 了。他首先裁了一个硬纸片做了一个从夏公那里学来的、为计算字数用的小尺子，这是副刊编辑最需要的一个工具。在吴祖光编“西方夜谭”期间，于1945 年 11 月 14 日发表了毛主席的《沁园春・雪》，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，影响极大。
《捧新民报》（局部）1946年5月2日刊于“夜光杯”
1946 年，吴祖光离开重庆，到上海接编上海《新民报·晚刊》副刊 “夜光杯”，就在创刊的第二天，“夜光杯”刊登了夏衍写的《捧新民报》，文中写道：“新民报是一张颇有特色的报纸，我喜欢它。……入川之后，发现了新民报，最少在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没有长篇大论，尽可能节约公式新闻，它把中心集中在社会新闻和反映现实的副刊，这在大后方可以说是唯一张接触到人民生活的报纸。”
同时，夏衍又应约以“朱儒”为笔名，在《新民报》副刊开辟了杂文专栏“桅灯录”，先后写了一百三十三篇。
夏衍专栏“桅灯录”
1948年，《新民报》的创办人陈铭德、邓季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，他们一度准备在香港办《新民报》。此时夏衍在香港工委担任负责人，他们向夏衍请教这一问题时，夏衍告诉他们，在重庆时期，周恩来同志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和他谈论到这个问题，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允许有私人报纸、民间报纸存在。听闻此言，陈铭德、邓季惺还是决定回到上海继续办《新民报》。
开辟“灯下闲话”专栏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，夏衍担任文管会副主任，主任由陈毅兼任。陈老总对他说：文管会我当主任，实际工作由你负责，我挂个名，是为了你工作上方便，我这个名字还可以压压那些不听话的人。你人头熟，情况熟，你认识许多大文化人，所以可以放手工作。
1949年随军管会入城式车队进入上海，前排右一为夏衍
当时新闻方面情况特别复杂，所以接管工作特别细致慎重。因为《新民报》过去和我党有联系，所以上海解放后照常出版，一天也没停刊。不但如此，夏衍还应赵超构、蒋文杰（后曾任《新民报》总编辑）之约，在《新民报》副刊上开辟言论专栏“灯下闲话”。夏衍晚年在《懒寻旧梦录》中回忆道：
全国解放后，我不当记者了，可是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，一旦放下了笔，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。上海解放后，《新民晚报》继续刊行，当超构同志问我：“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？” 的时候，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，便欣然同意了。我写点杂文，当然不只是为了 “过瘾”，而陈毅同志比我想得更为全面，他鼓励我写，还说，可以写得自由一点，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，和党报口径不同一点也不要紧。最使我难忘的是，他说：“可以用笔名，也不要用一个固定的名字，我替你保密。” 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，大概是叫 “灯下闲话”，每天四五百字，每隔一两天写一篇。当时上海刚解放，市民思想混乱，黑市盛行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散布谣言，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从民间报纸的立场，想要匡正一些当时的时弊。当时我四十九岁，精力饱满，尽管工作很忙，还是不断地写，记得同年九月我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，火车上也写，会场上也写，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，一直写到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，大概有一百多篇。为什么不写下去呢？一则是忙，二则是 “密” 保不住，渐渐传开了，有人讲怪话，我就主动收摊了。
怪话各式各样，有的说我贪稿费，有的说党的“高干”在民办报纸上写文章，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。听到“高干”这两个字我有点吃惊，原来我已经不是普通党员，而是高级干部了！
夏衍专栏“灯下闲话”
据另一位当事者蒋文杰回忆：“夏衍每次送稿两三篇，原稿有两个特点，一是不用稿纸写，大约是不喜欢爬格子，总是写在一张狭长的纸条上。二是不打草稿，下笔成章。他文思敏捷，一旦构思成熟，信笔写来，挥洒自如，删改的地方很少，原稿清晰整洁，晚报几个老校对最喜欢。”
与夏衍的回忆稍有不同，其实他一直写到1950年9月，在一年多点时间里，用不同的笔名，写了二百二十多篇“灯下闲话”。
1950年6月9日，夏衍来到新民报社作报告，主要谈报纸的分工问题。
他认为从晚报和日报的分工来讲：日报的读者，主要是要了解昨天所发生的国家、社会、世界大事，他们要看社论、看文件，是在一天工作之前，精神饱满时看的。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，精神疲倦，茶余饭后看的，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，即使要讲大道理，也要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。上海解放初期的《新民报》，版面态度趋向严肃，但是报纸办得好，不一定是要严肃，可是也要认清轻松并不就是浮华。
办报的基本原则：第一是报纸要办给读者看，并不是办给自己看的。第二报纸要办给广大的群众看，不是办给少数干部看的。从这两个原则出发，就必须根据我们所确认的读者对象的政治文化水平，联系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来编报。
夏衍的讲话，对《新民报》编辑方针的确定，指明了方向。
《新民晚报》创始人陈铭德、邓季惺夫妇
及至1952年4月，北京《新民报》由北京市委收购，当年10月改出北京市委机关报《北京日报》。在此之前，《新民报》成都社、南京社已于1950年4月先后结束。《新民报》重庆社于1952年1月自行停刊。上海《新民报》因为夏衍的关心和支持，不但没有关停，反而得到了加强。上海解放初期由夏衍指示创办的两张小型报纸《大报》《亦报》并入《新民报》，新生力量的加入并带来一万多份的发行量，所以整合十分顺利，被称为天作之合。夏衍等领导还到报社道贺。这之后，《新民报》发展顺利，并在1958年4月1日改名《新民晚报》，到1966年，发行量已达33万。
然而，“文革”来临，《新民晚报》被封杀，于1966年8月22日被迫停刊。
更上一层楼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冰雪消融，全国人民盼来了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的日子。
然而，百废待兴，乍暖还寒，许多事情还是举步维艰。《新民晚报》何时能获得平反昭雪，重见天日？苦苦等待中，老晚报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报社原编委、副刊组组长唐大郎。这位老报人与夏衍素有交谊，上海解放初期是夏衍叫他出来办《亦报》，后来又是夏衍让他加盟《新民晚报》，如今提出《新民晚报》平反昭雪和复刊问题，作为晚报老朋友老领导的夏衍，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顾。大家认为，转个弯，由唐大郎以私人名义给夏衍写封信，请他俟机向中宣部负责同志反映大家的迫切愿望。
唐大郎写给夏衍的信，原是试探口气。其时夏衍已是中国文联副主席，他将信送给当时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，胡耀邦同志“圈阅”了，表示“放在心上了”。与此同时，周光楣等老同志也给胡耀邦写了要求复刊的信，也请夏衍转呈。夏衍再将信送达时，胡耀邦当即批转上海市委处理。这个关键性的批示，为《新民晚报》的彻底平反和复刊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1980年，唐大郎因病去世，当时《新民晚报》还没复刊，后事办成什么规格，身在辞书出版社的几个原《新民晚报》负责人拿不准主意。这时夏衍正在上海，赵超构、束纫秋等去向他请教。夏衍说：大郎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，新中国成立后毕恭毕敬地为人民服务，不辞劳瘁，成绩显著。他讲了一件事，有次周总理找对外宣传的负责人开会时说：“我很喜欢看《大公报》上一个署名“刘郎”写的诗，他的诗很自然，没有宣传的腔调。”经夏衍这么一说，唐大郎的追悼会放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。
1982年晚报复刊后，夏衍一直很关注。当年7月，晚报新闻版编辑张攻非去北京探亲，找机会去拜访了夏衍。夏衍对他说，《新民晚报》是我喜欢看的，经看。报纸一送来，我就看。今天送来的报纸，有一篇文章还引了我一段话（指7月19日“夜光杯”文章《“自由谈”腰斩张资平》）。在谈到言论时，夏衍说，报纸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应该敢于讲话，但又应该要讲在点子上。现在有两个情况，有人是不敢讲，有的报又是乱讲。《新民晚报》不是这样，赵超构的“未晚谭”就很好，特别是《江东子弟今犹在》写得好。
1989年，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，顾问邓季惺、束纫秋在京拜访夏衍
1988年深秋，我去北京组稿，临行之前，报社领导再三嘱咐我，一定要去拜望夏衍老，向他致意。
记得那天是11月1日，天气晴朗。下午3点，我准时来到了夏老的卧室兼书房。
夏老坐在藤椅上，正在看报纸，见到我，与我握了一下手，然后很和蔼地招呼我坐下。话题，自然是围绕着《新民晚报》展开。
夏老说：《新民晚报》办得还是不错的，全国评比第二（当时某机构搞了一次读者调查，评选最受欢迎的报纸，结果是《人民日报》第一，《新民晚报》第二）。夏老对体育新闻比较关注，他说：晚报体育版还是有特点的，（汉城）奥运会版面也不错，但奥运代表团名单没一次登全。他说国际版也办得不错，并举了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，说可以折栏，更醒目些。日本问题是很复杂的，大家很关心。接下来谈到“夜光杯”，他说，晚报副刊也是有特色的，但有的标题做得不够醒目。譬如前些日子“十日谈”登柯灵的《汉城九日记》，每天内容不同，是不是可以同作者商量，每篇另起个标题，这样版面就有变化了。
夏衍书桌一角
夏老希望林放的“未晚谈”能多写。他说：现在超构同志写得少了，（版面）自然受到影响。超构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很好，你们报纸好像没全文转载。我回答，摘要发了一部分。
夏老又问我到北京看了哪些人？当我说到晚报创办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先生时，他当即说，应该看看陈铭老，前一时期病情很危险，九十多岁的人了，对晚报非常有感情，不容易啊。
不知不觉，谈话时间已超过半小时，林秘书进来示意了一下，我不得不起身告辞。我握着夏老的手说，我要代表全家向您致谢，我祖父平反昭雪时，您特地送了花圈。夏老望着我，问道：你的祖父是……我回答：是严独鹤。夏老“哦”了一声，亲切地说：独鹤先生是最早办报的，是真正的新闻界前辈，他很不容易，抗战时受到敌伪威胁，仍坚持下来了，保持了民族气节。还有张恨水先生，过去把他归入鸳鸯蝴蝶派，对他很不公正，现在应该有个适当评价。还提到周瘦鹃先生，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
后来我在夏老给《人民日报》副刊姜德明的信中看到，他提出应该把“鸳鸯蝴蝶派”正名为通俗文学派，因为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世态。
1992年是晚报复刊10周年，我提前给林秘书写了一封信，想请夏老题词或者写几句话。过了没几天，她就寄来夏老的题词：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夏衍为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十周年题词
收到题词的那天，报社正好举行迎新年会餐，赵超老也来了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报社的聚会。那天我正好坐在赵超老旁边，于是向他汇报了夏老为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十周年题词的事。赵超老听了很高兴，吩咐我：“要把题词的手迹制版，在元旦当天刊登出来。”
夏老对《新民晚报》的支持与厚爱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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